? ? ?? 渭华起义到今年已经九十年了。解放后，我和老伴刘力贞多次来到高塘，参观起义遗址和一些纪念活动。留有很深刻的记忆。

? ? ?? 我有幸见过参加渭华起义的多位老人：许权中、潘自力、刘继曾、杨晓初、高克林等，他们一谈起这次起义，情气高昇，感怀万千，总的看法是：渭华起义是党在北方领导的一次最大的起义。虽然起义失败了，但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：一、唤醒了西北人民特别是陕甘人民进行人民民主革命的坚强意志；二、锻炼了一批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袖人物及骨干；三、吸取了斗争中血的教训。他们着重谈了这第三点。

? ? ?? 1943年7月，因我的家乡临潼县交口镇是地下党交通点，国民党派重兵进行了“清剿”，因我父亲是这个点的主要领导者之一，敌人抄了我家，并捉拿家属。许权中也是交口人，和我们邻村，他受过我祖父有关辛亥革命的指导，又和我父亲是同志，也是交口地下党的领导者，小时他就喜欢逗我玩，知道我无处躲，叫他儿子把我送到他在西安灞桥的家中。叫我改名“聂书生”，叫他“大舅”，以掩人耳目。他当时算是国民党的抗战将军，因病请假在家。我已是初中二年级学生，他很重视对我进行革命教育，他说：“我这来的人很杂，也有大官，特务，你要小心，有生人来，你就出去到邻居家玩。”一次从延安来了一位同志，他们闲谈时，叫我也坐在旁边听，他说：“那次暴动（指渭华起义），就我年龄大，34岁，刘志丹、唐澍他们也只有24岁，其实那时党也只有八岁，都在幼稚时期。说起来史可轩（地下党员、中山军事学校校长）还是年长些，38岁，有经验。1927年‘4.12’蒋介石背叛革命，屠杀共产党。他把我党掌握的一个旅拉出西安，准备开往陕北，保存实力。可惜到了富平，被一个已投靠了蒋介石的小军阀把他暗杀了，卖友求荣。后来军队由我带到洛南县三要司投靠陕西军人李虎城部，暂时躲过危险。这时党派来了刘志丹、唐澍、谢子长等，加强军队的政治军事领导，并帮助当地农民打击恶霸豪强，取消苛捐杂税。4月初，部队开到了潼关。5月初，省委指示，要军队准备参加渭华暴动。我根据史可轩的经验，认为敌强我弱，还是先到陕北避一避。当时党认为我右倾怕死违抗指示。一天，趁我不在部队，省委和陕东特委根据中央的指示，通知刘志丹、唐澍开除了我的党籍，取消了我的领导权，由唐澍、刘志丹指挥把部队开往华县高塘镇。我回到部队，见部队走了，赶紧赶到高塘镇，承认对抗领导，犯了错，愿意改正，军委主席刘志丹开军委会议，恢复了我的党籍，任命我为总顾问，骑兵队归我指挥，革命军顺利地进行了暴动。可惜在军事上失败了。后来刘志丹在偏僻的陕甘地区建立了根据地，迎接了长征的中央红军，延安成为中国民主和抗日的圣地。这就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呀！”不久，他经过地下党交通把我送到了延安。

? ? ?? 1943年9月，许权中及4个随员去眉县视察在那的后备部队，在半路上被国民党的特务暗杀了。我在陕北知道后，大哭不止。后来，想起他讲的这些话，深感意义深刻。可惜他这年只有四十九岁，就牺牲了。解放后，许权中的夫人张雅君在西安见到了刘志丹夫人同桂荣，相拥而热泪满眶。同桂荣向他说：“志丹回陕北后，多次对我说权中是老大哥，我对不起他，在渭华起义时，没有反对对他的不公处分。他是有远见的人。”张雅君说权中在世时说：“志丹年轻有为，是一个大政治家。可惜英年早逝！”?

? ? ?? 那时任关中地委书记的习仲勋同志，多年前就代表党和许权中经常联系，解放后也十分关心他的家属，我带许夫人见了他，他热情接待，不久她作了西安市政协委员，后来还把他的小儿子带到北京去上学。

? ? ?? 1952年潘自力同志任陕西省委书记，我作为新华记者去采访他，一见面他就说：“49年6月，19兵团西渡黄河时你不是来采访过吗！”他当时是19兵团政委。我说“你的记性真好，你们以后参加西府、甘肃战役，又解放了宁夏，37年你就离开陕西，已十多年了，现在你回到老家了！”他笑着说：这就是落叶归根了！我主要采访陕西土改后的情况，谈完后，谈起了渭华起义。他说：“那时我只24岁，就担任了省委书记，不像现在已48岁了，再当书记，虽然我去过苏联、法国，但没有实际经验，只知道法国大革命用了三年时间，俄国十月革命只用了一天时间，就推翻了反动政府，所以把打倒旧政权看的很简单。认为渭华起义一声炮响，可能解放陕西。说起来，1924年以后，陕西的农民运动一直很高涨，27年‘4.12’受了挫折，28年初在华县、渭南、临潼一带又有兴起，到四月时还建立了四十多个苏维埃区、村政权。许旅开到华县瓜坡镇时，农民更是热火朝天欢迎，又组织起陕东赤卫队，打土豪，给穷人分粮分钱，许旅就是去支持农民运动的。到达高塘镇后，正式成立了‘西北工农革命军”，敌人知道后，用三个师来包围，我军虽消灭了先来的敌几个连，但当敌人大部队对我形成包围时，我军突围，伤亡极大，最后失败。在起义之初，因许权中同志有不同意见，我们就背着他开除党籍，取消指挥权，这样做是错误的，后来刘志丹接纳了他，才稳定了部队，顺利起义了。现在看来刘志丹同志有政治远见。他才比我大一岁，他参加过北伐战争，有经验”。潘自力同志抗战中在晋察冀解放区担任政治工作，在审干中他坚持重事实，重证据，他审查的干部没有定错一位同志。

? ? ?? 1951年初，我访问了渭华起义时的西北工农革命军政委刘继曾同志，他这时已56岁，担任西北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。我本来是去采访会长李敷仁，先遇到他，采访完李会长后，他对我说：“这位是渭华起义的政委刘继曾同志，你应该采访他谈谈渭华起义，明年是起义25周年，可作为纪念。”我在延大上新闻班时，李老是校长，我们就认识。他那时就很重视革命传统教育，我听了他的话。又专门和刘继曾同志谈了渭华起义的事。记得他说：“我是四川人，1924年去苏联学习，1926年作为苏联派来中国顾问团的翻译回到中国，在冯玉祥军队中工作，‘4.12’后，苏联顾问回国，我就留在了陕西任陕西省委常委，28年任陕东特委书记兼西北工农革命军政委。这是我军首次设此职务（是刘继曾按苏联红军的设置提出设置的）”。我采访他时，他说：“苏联顾问在冯玉祥军队传授的是苏联书上那一套，很不切合中国实际，那时我不懂军事，就听他们的那一套。渭华起义失败，对我教育很大，错误处理许权中同志我也有责任，可惜他早牺牲了，我向他道歉也没有机会了”。这说明在工作中，特别是重大问题上听取不同的意见是很重要的。在革命低潮时，在白区应以秘密工作为主，利用各种形式，保存实力，武装力量应到偏僻地区发展，建立根据地。有了力量，趁有利时机，进行公开斗争，争取胜利！后来刘志丹同志就是这样做的，才有了今天。我党在“西安事变”以后，在白区的工作就是秘密工作，在陕西建立了许多秘密点线，支援延安。

? ? ?? 渭华起义时任西北工农革命军经济主任，解放后任西安市副市长的杨晓初同志，和我多次谈过渭华起义，他还写了回忆录，1976年，他已83岁，有病，我和老伴刘力贞去看他，他激动的说：“你们还记得我，你们太有心了。”力贞说：“您是老前辈，因文革多年不见了。”他说：“你父亲刘志丹继承着中华民族最光辉的传统美德，他虽然小我九岁，但在“以民为贵、以和为贵、正人先正己…….等方面做到了家；那时要军队千万小心，不能伤害农民一根禾苗，有了不同意见，总是细心调解，达到团结。后来他在建立西北根据地时，从来没有搞过‘左’的东西，全国根据地都丢失了，而西北这块根据地保留下来了，成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出发点，否则前途难说，这真是不容易的很呀！”。

? ? ?? 高克林，渭华起义时工农革命参谋主任，解放后任国家最高法院副院长，他多次到我家看我岳母同桂荣，改革开放后，他和夫人回陕西又来看我岳母。激动地说：“真想不到，中国出了“文革”，左到了极点。我们党犯‘左’的错误多，时间也长，危害也大，特别不好的是整自己同志”。刘志丹一贯不搞左，1935年就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，甚至说他是黄埔军校来的，就是国民党军官，就是反革命，准备杀掉。但刘志丹看到要逮捕他和一批同志的命令后，毫无逃脱之意，只身到保卫局去报到，说逮捕他可以，但不能逮捕别的同志，他们没有错，一切由他来负责。真是大气凛然。中央来了，才把他们救了出来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
? ? ?? 我写的这篇纪念文章，记述了一些老同志谈的情况，这再一次说明了一切创新的事业，在实践中都会有曲折，只要善于总结，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就能去错存正，就会变失误为成功。而善于总结经验的人，都是与人为善，正人先正己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，尽量团结人，这样的精神和革命意志结合起来，就会无往而不胜。西北根据地的领导同志，大都有这种精神，像习仲勋同志，对解放前后，西北土改搞左，他就提出纠正意见，打倒“四人帮”后，他在广东首先引进外资和技术，使广东开放走在了前头。再如原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秘书长、解放后任农业部副部长的蔡子伟，1935年肃反、整风审干中、1966年文革他都受批判、关押、管制，每次纠错后，他都无一句怨言，以后他专心做好各种工作，他心里只有革命，没有自己。

? ? ?? 上述种种，就是渭华起义的精神，也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精神，我们应该永远继承下去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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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张光，系渭华起义领导人刘志丹的女婿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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