? ? ?? 渭华起义到今年已经九十年了。解放后,我和老伴刘力贞多次来到高塘,参观起义遗址和一些纪念活动。留有很深刻的记忆。
? ? ?? 我有幸见过参加渭华起义的多位老人:许权中、潘自力、刘继曾、杨晓初、高克林等,他们一谈起这次起义,情气高昇,感怀万千,总的看法是:渭华起义是党在北方领导的一次最大的起义。虽然起义失败了,但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:一、唤醒了西北人民特别是陕甘人民进行人民民主革命的坚强意志;二、锻炼了一批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袖人物及骨干;三、吸取了斗争中血的教训。他们着重谈了这第三点。
? ? ?? 1943年7月,因我的家乡临潼县交口镇是地下党交通点,国民党派重兵进行了“清剿”,因我父亲是这个点的主要领导者之一,敌人抄了我家,并捉拿家属。许权中也是交口人,和我们邻村,他受过我祖父有关辛亥革命的指导,又和我父亲是同志,也是交口地下党的领导者,小时他就喜欢逗我玩,知道我无处躲,叫他儿子把我送到他在西安灞桥的家中。叫我改名“聂书生”,叫他“大舅”,以掩人耳目。他当时算是国民党的抗战将军,因病请假在家。我已是初中二年级学生,他很重视对我进行革命教育,他说:“我这来的人很杂,也有大官,特务,你要小心,有生人来,你就出去到邻居家玩。”一次从延安来了一位同志,他们闲谈时,叫我也坐在旁边听,他说:“那次暴动(指渭华起义),就我年龄大,34岁,刘志丹、唐澍他们也只有24岁,其实那时党也只有八岁,都在幼稚时期。说起来史可轩(地下党员、中山军事学校校长)还是年长些,38岁,有经验。1927年‘4.12’蒋介石背叛革命,屠杀共产党。他把我党掌握的一个旅拉出西安,准备开往陕北,保存实力。可惜到了富平,被一个已投靠了蒋介石的小军阀把他暗杀了,卖友求荣。后来军队由我带到洛南县三要司投靠陕西军人李虎城部,暂时躲过危险。这时党派来了刘志丹、唐澍、谢子长等,加强军队的政治军事领导,并帮助当地农民打击恶霸豪强,取消苛捐杂税。4月初,部队开到了潼关。5月初,省委指示,要军队准备参加渭华暴动。我根据史可轩的经验,认为敌强我弱,还是先到陕北避一避。当时党认为我右倾怕死违抗指示。一天,趁我不在部队,省委和陕东特委根据中央的指示,通知刘志丹、唐澍开除了我的党籍,取消了我的领导权,由唐澍、刘志丹指挥把部队开往华县高塘镇。我回到部队,见部队走了,赶紧赶到高塘镇,承认对抗领导,犯了错,愿意改正,军委主席刘志丹开军委会议,恢复了我的党籍,任命我为总顾问,骑兵队归我指挥,革命军顺利地进行了暴动。可惜在军事上失败了。后来刘志丹在偏僻的陕甘地区建立了根据地,迎接了长征的中央红军,延安成为中国民主和抗日的圣地。这就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呀!”不久,他经过地下党交通把我送到了延安。
? ? ?? 1943年9月,许权中及4个随员去眉县视察在那的后备部队,在半路上被国民党的特务暗杀了。我在陕北知道后,大哭不止。后来,想起他讲的这些话,深感意义深刻。可惜他这年只有四十九岁,就牺牲了。解放后,许权中的夫人张雅君在西安见到了刘志丹夫人同桂荣,相拥而热泪满眶。同桂荣向他说:“志丹回陕北后,多次对我说权中是老大哥,我对不起他,在渭华起义时,没有反对对他的不公处分。他是有远见的人。”张雅君说权中在世时说:“志丹年轻有为,是一个大政治家。可惜英年早逝!”?
? ? ?? 那时任关中地委书记的习仲勋同志,多年前就代表党和许权中经常联系,解放后也十分关心他的家属,我带许夫人见了他,他热情接待,不久她作了西安市政协委员,后来还把他的小儿子带到北京去上学。
? ? ?? 1952年潘自力同志任陕西省委书记,我作为新华记者去采访他,一见面他就说:“49年6月,19兵团西渡黄河时你不是来采访过吗!”他当时是19兵团政委。我说“你的记性真好,你们以后参加西府、甘肃战役,又解放了宁夏,37年你就离开陕西,已十多年了,现在你回到老家了!”他笑着说:这就是落叶归根了!我主要采访陕西土改后的情况,谈完后,谈起了渭华起义。他说:“那时我只24岁,就担任了省委书记,不像现在已48岁了,再当书记,虽然我去过苏联、法国,但没有实际经验,只知道法国大革命用了三年时间,俄国十月革命只用了一天时间,就推翻了反动政府,所以把打倒旧政权看的很简单。认为渭华起义一声炮响,可能解放陕西。说起来,1924年以后,陕西的农民运动一直很高涨,27年‘4.12’受了挫折,28年初在华县、渭南、临潼一带又有兴起,到四月时还建立了四十多个苏维埃区、村政权。许旅开到华县瓜坡镇时,农民更是热火朝天欢迎,又组织起陕东赤卫队,打土豪,给穷人分粮分钱,许旅就是去支持农民运动的。到达高塘镇后,正式成立了‘西北工农革命军”,敌人知道后,用三个师来包围,我军虽消灭了先来的敌几个连,但当敌人大部队对我形成包围时,我军突围,伤亡极大,最后失败。在起义之初,因许权中同志有不同意见,我们就背着他开除党籍,取消指挥权,这样做是错误的,后来刘志丹接纳了他,才稳定了部队,顺利起义了。现在看来刘志丹同志有政治远见。他才比我大一岁,他参加过北伐战争,有经验”。潘自力同志抗战中在晋察冀解放区担任政治工作,在审干中他坚持重事实,重证据,他审查的干部没有定错一位同志。
? ? ?? 1951年初,我访问了渭华起义时的西北工农革命军政委刘继曾同志,他这时已56岁,担任西北中苏友好协会副秘书长。我本来是去采访会长李敷仁,先遇到他,采访完李会长后,他对我说:“这位是渭华起义的政委刘继曾同志,你应该采访他谈谈渭华起义,明年是起义25周年,可作为纪念。”我在延大上新闻班时,李老是校长,我们就认识。他那时就很重视革命传统教育,我听了他的话。又专门和刘继曾同志谈了渭华起义的事。记得他说:“我是四川人,1924年去苏联学习,1926年作为苏联派来中国顾问团的翻译回到中国,在冯玉祥军队中工作,‘4.12’后,苏联顾问回国,我就留在了陕西任陕西省委常委,28年任陕东特委书记兼西北工农革命军政委。这是我军首次设此职务(是刘继曾按苏联红军的设置提出设置的)”。我采访他时,他说:“苏联顾问在冯玉祥军队传授的是苏联书上那一套,很不切合中国实际,那时我不懂军事,就听他们的那一套。渭华起义失败,对我教育很大,错误处理许权中同志我也有责任,可惜他早牺牲了,我向他道歉也没有机会了”。这说明在工作中,特别是重大问题上听取不同的意见是很重要的。在革命低潮时,在白区应以秘密工作为主,利用各种形式,保存实力,武装力量应到偏僻地区发展,建立根据地。有了力量,趁有利时机,进行公开斗争,争取胜利!后来刘志丹同志就是这样做的,才有了今天。我党在“西安事变”以后,在白区的工作就是秘密工作,在陕西建立了许多秘密点线,支援延安。
? ? ?? 渭华起义时任西北工农革命军经济主任,解放后任西安市副市长的杨晓初同志,和我多次谈过渭华起义,他还写了回忆录,1976年,他已83岁,有病,我和老伴刘力贞去看他,他激动的说:“你们还记得我,你们太有心了。”力贞说:“您是老前辈,因文革多年不见了。”他说:“你父亲刘志丹继承着中华民族最光辉的传统美德,他虽然小我九岁,但在“以民为贵、以和为贵、正人先正己…….等方面做到了家;那时要军队千万小心,不能伤害农民一根禾苗,有了不同意见,总是细心调解,达到团结。后来他在建立西北根据地时,从来没有搞过‘左’的东西,全国根据地都丢失了,而西北这块根据地保留下来了,成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出发点,否则前途难说,这真是不容易的很呀!”。
? ? ?? 高克林,渭华起义时工农革命参谋主任,解放后任国家最高法院副院长,他多次到我家看我岳母同桂荣,改革开放后,他和夫人回陕西又来看我岳母。激动地说:“真想不到,中国出了“文革”,左到了极点。我们党犯‘左’的错误多,时间也长,危害也大,特别不好的是整自己同志”。刘志丹一贯不搞左,1935年就把他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,甚至说他是黄埔军校来的,就是国民党军官,就是反革命,准备杀掉。但刘志丹看到要逮捕他和一批同志的命令后,毫无逃脱之意,只身到保卫局去报到,说逮捕他可以,但不能逮捕别的同志,他们没有错,一切由他来负责。真是大气凛然。中央来了,才把他们救了出来,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
? ? ?? 我写的这篇纪念文章,记述了一些老同志谈的情况,这再一次说明了一切创新的事业,在实践中都会有曲折,只要善于总结,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就能去错存正,就会变失误为成功。而善于总结经验的人,都是与人为善,正人先正己,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,尽量团结人,这样的精神和革命意志结合起来,就会无往而不胜。西北根据地的领导同志,大都有这种精神,像习仲勋同志,对解放前后,西北土改搞左,他就提出纠正意见,打倒“四人帮”后,他在广东首先引进外资和技术,使广东开放走在了前头。再如原陕甘边革命委员会秘书长、解放后任农业部副部长的蔡子伟,1935年肃反、整风审干中、1966年文革他都受批判、关押、管制,每次纠错后,他都无一句怨言,以后他专心做好各种工作,他心里只有革命,没有自己。
? ? ?? 上述种种,就是渭华起义的精神,也是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精神,我们应该永远继承下去!
?
(张光,系渭华起义领导人刘志丹的女婿)
?